这个演讲地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了第一家中国研究中心。而在“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最新叙事”中，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就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也有人称之为“新华盛顿共识”——而原华盛顿共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达成的，它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基于激活自由市场和减少国家对发展的干预的建议，并且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牵头执行这些建议。 这项进程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我们在后冷战时期所认识的全球化。美国的高级决策者现在认为，在1990年之后的全球化模式优先考虑贸易和自由市场，并以国家安全、气候变化以及中产阶级的经济安全为代价，破坏了健康民主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是“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最新叙事”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之一，也有人称之为“新华盛顿共识”。 新定义的四大特征 第一：基于供需控制的自由市场模式得到了不切实际的推崇，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政府实施干预以改变市场的结果。 政府干预的目的是改变市场结果，以使其更好地与国家安全的紧迫性保持一致。这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增强国家安全和经济弹性。 目前尚不清楚，沙利文所谓的“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到底是真实存在的，或仅仅是其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借口。 自由市场的原教旨主义者可能会感到不安，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许多相对没有引起争议的——甚至是受到广泛支持的——政府干预，都会影响市场结果。 第二：重塑经济供给侧以追求资源配置效率之外的目标。这是通过整合私人和公共投资来实现的，正如在供应新冠疫苗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公共投资鼓励各大公司快速生产疫苗。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基础设施、教育及科技基础的投资，是对私人投资的重要补充，并可以降低风险、增加回报和提高经济的整体表现。 美国所奉行的经济议程，正是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同一所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所提出的“现代供给侧经济学”，其主旨在于：“制定我们的政策以扩大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即提高我们经济的生产上限”，而不考虑效率，其目的并不是像后殖民时代的发展中国家那样为了实现自给自足，而是要将这种生产力集中在医疗材料、清洁能源技术和半导体等特定部门内。 第三：对贸易、投资和技术的自由流动加以限制，以实现基于多边贸易体系的全球化，并将复杂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诸多环节，转向美国或其友好、可靠的贸易合作伙伴，从而直接取消了市场在一项重要领域内的作用结果。此外，效率不是目标，美国不惜以效率为代价，来达到阻止中国在包括半导体以及人工智能在内的先进技术领域内的进步。 第四：向具有高价值和高技术的生产经济过渡，而不是金融经济。 沙利文表示，“无论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有多大，无论我们已经消除了多少障碍，现在，都不是我们任何人忽视市场力量的时候。但是，以简化市场效率的名义，整个供应链的战略大宗商品将连同工业和就业一起向海外转移。贸易的深度自由化将帮助美国出口商品——而不是其就业和产能——的假设只是一项承诺，却从未被兑现。” 他还表示，“另一项潜在的假设是，增长的类型并不重要。所有的增长都是好的。因此，许多改革措施汇集在一起，以使金融等某些经济部门享有特权，而半导体和基础设施等其他重要部门却出现了萎缩。” 目前有两个相互竞争的议程正在塑造美国的国内外经济政策。其一是内向型观点——侧重于建立包容、有弹性、繁荣且可持续的美国经济，而另一项议程则侧重于地缘政治和维持美国对中国的优势地位。 为什么要出台新华盛顿共识？ 沙利文为重新定义资本主义给出的理由是： “一场金融危机撼动了中产阶级”——他所指的是发生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时还指工作岗位向中国转移的事实。 “疫情暴露了我们供应链的脆弱性。” “气候变化威胁着生命和人们的生计”，这指的是未来的挑战——人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将会推动21世纪的全球增长。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凸显了过度依赖的风险”，所指的是欧洲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 因此，根据沙利文的说法，这一时刻“需要我们达成新的共识。” 他在之前的因素中加入了与中国之间的竞争问题，或者更明确地说，是要在一项国际秩序中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但事实上，如今关于美国是全球单极霸权国家的观点，已经不再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被广泛接受。 沙利文表示，“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适应由地缘政治和安全竞争塑造的新环境，以及重要的经济影响”，他还补充称，“我们不得不应对这样一个现实，即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已经以一种带来巨大挑战的方式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 与中国之间的竞争或者冲突，在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之中达成了共识。但是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比包括前特朗普政府在内的任何一届政府都更为强硬的态度——它将中国制度作为对手，并对其出口、投资和重要技术加以限制。 目前有两个相互竞争的议程正在塑造美国的国内外经济政策。其一是内向型观点——侧重于建立包容、有弹性、繁荣且可持续的美国经济，而另一项议程则侧重于地缘政治和维持美国对中国的优势地位。 全球经济的未来将取决于这场竞争的结果，以及这些相互冲突的优先事项能否能够共存。 有关冲突性质的两大注意事项 但是，我们有两点值得强调： 第一：中美竞争并非零和竞争——就像在冷战时期与苏联之间的竞争那样，沙利文表示，“我们赞成冒险和多元化，而不是隔离。我们将继续投资我们自身的能力，以及安全、富有弹性的供应链。我们将继续推动为我们的工人和公司争取平等的机会。我们对出口的管制将继续集中于能够改变军事平衡的技术。我们只是要确保美国和盟国的技术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 他还补充称，“我们并没有切断贸易。事实上，美国与中国仍然保持着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中美双边贸易还在去年创下了新的纪录。 这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强调，“抛开经济不谈，我们是在多个方面与中国竞争，但我们并不是在寻求对抗或者冲突。” 第二：尽管沙利文的讲话在将地方与全球、将美国与欧洲、将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时，显得光鲜亮丽，但其细节却非常困难，因为中国提供了西方政策的替代方案——例如在阿富汗，后者在被西方放弃后加入了一带一路的新项目。投资和贷款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还在遏制一些欧洲国家的问题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新的国际秩序符合谁的利益？ 无论沙利文在将美国的国家安全与民主、人权、增长红利的平等分配、劳工权利以及工会复兴等价值观联系起来时所宣扬的是什么，对他而言，这种成功似乎在于：“世界需要建立一个为我们的工薪阶层和我们的产业服务的国际经济秩序，它还要有利于我们的气候，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安全，有利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国家”。 因此，我们将面临一个首先为美国服务的国际秩序，然后是为其合作伙伴的利益服务，而这些合作伙伴的角色将取决于它们在供应链以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的地位，而最后才有可能为世界上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服务。根据沙利文的说法，“我们还致力于解决越来越多的脆弱国家所面临的债务危机。” 最后，我们不禁要问：美国能否在不损害全球经济的情况下，解决其国家安全问题及其与中国的竞争或冲突？ *记者、研究员。 消息结束
